山東省青島十七中高中語文組 黃永
安徽省五河縣長淮中學 黃冬松
“陌上柔桑破嫩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
這是辛棄疾寫的一首農村即景詞，大約是帶湖閑居時的作品。全詞洋溢著濃郁的農村生活氣息和青春的活力，充分展示了他對農村恬淡生活的向往之情。
1957年，朱光潛先生在《談白居易和辛棄疾的詞四首》一文中提出：這首詞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朱先生在文中說：“這首詞實際上也還是愁苦之音。‘斜日寒林點暮鴉’句一透露了一點消息，到了‘城中桃李愁風雨’句，便把大好錦繡河山如此殘缺不全的感慨完全表現出來了。……‘城中桃李愁風雨’也還是慨嘆南宋受金兵的欺侮……‘春在溪頭薺菜花’句，可以見出辛棄疾對南宋偏安的局面還是寄托很大的希望。”（高中《語文》第五冊第29--30頁）。
已故的當代著名詞學家唐圭璋教授在他主編的〈〈唐宋詞選注〉〉里也指出：“這首詞寫江南農村而又有所寄托。……下片的最后兩句，是由溪頭的薺菜花想到城中的桃李花，顯然有很深的寄托：生在野外的薺菜花活力如此旺盛，而城中的桃李花卻禁不起風雨摧殘而零落不堪，這是對抗戰力量的歌頌，也是對茍安求和思想的諷刺。”（〈〈唐宋詞選注〉〉第450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由于兩位大家對這首詞的看法相似，加之后來應者甚眾，“這首詞有很深的寄托”之說似乎已成定論。但只要我們認真追尋一下辛棄疾的生活軌跡，盡可能的了解辛棄疾寫這首詞的環境及當時的心情，仔細分析一下這首詞的結構，弄清所寫景物之間的互相照應的關系，就會得出另外的結論：這是辛棄疾向往恬淡安詳的農村生活，贊美農村優美的自然風光，以期隱居農村的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
辛棄疾盡管少年得志，但其仕途并非一帆風順，一生中曾數度被罷官， 從屢次的罷黜中，他已窺見仕途之艱險。
南歸之初，23歲的辛棄疾即被委任為江陰簽判，后于1168年（孝宗乾道四年），改任建康通判。當時的辛棄疾，年輕氣盛，豪氣干云，引頸高歌“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滿江紅》“鵬翼垂空”）但不到一年，即被招回臨安，委任為司農主薄,旋遷滁州知州。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為加強對南歸官員的控制，將他們的官職頻繁調動，辛棄疾當然也不能幸免。自1176年至1180年，短短的五年時間里，辛棄疾相繼擔任了七個官職。他無法長久地在一地整編軍隊，收復失地空懷報國之志而報國無門，只好將自己的一腔報國之志，愛國之情傾注于吞吐八荒，獨立浩茫，“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劉克莊《辛稼軒集序》）的詩詞中。在這里，他找到了感情宣泄和抒發的最廣闊的天地。他將中原故土和國家民族的命運放在心頭：“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調歌頭》“千里渥洼種”）他以抗金和恢復故土的重任鞭策自己與同志：“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他以英雄自許，也以英雄許人，并以歌詞來激勵人們的斗志，高唱“破敵金城雷過耳，談兵玉帳冰生頰”，“馬革裹尸當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說”。（《滿江紅》“漢水東流”）即使是在夢中，他也念念不忘收復失地，光復河山：“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
但由于南宋統治集團忍恥事仇，再加上辛棄疾是歸正的官員，得不到信任，故南歸后的辛棄疾其生活道路并不平坦，40余年間，或賦閑散居，或淪為下僚，有經天緯地之能而難盡其才，甚至被人彈劾中傷。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往往“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論盜賊扎子》）。因此，為形勢所迫，辛棄疾在做官之時又不得不早做歸計，故他在帶湖附近建了別墅，被罷黜以后，過著“宜醉宜游宜睡”，“管山管竹管水”（《西江月》“萬事云煙忽過”）的無聊生活。特別是淳熙九年之后的18年時間里，有16年是隱居于江西上饒城外的帶湖和鉛山東北與上饒接鄰的期思渡旁邊的瓢泉二地。在此期間，他向往那種“要小舟行釣，先要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的生活。第一次落職之后，辛棄疾即認識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宋史辛棄疾傳》）故將其帶湖的房子命名為“稼軒”，由此可以窺見其隱居的心態。
辛棄疾向往農村恬淡生活的心態，還可以從他的創作中看出來。
辛棄疾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幾十首反映農村秀麗景色和農人們生活的農村詞。如《浣溪沙》（“北隴田高踏水頻”）描繪了清新秀美的江南農村生活小景，而《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明月別枝驚鵲”）則以茅店、社林、溪水、小橋、蛙聲、蟬鳴，勾勒出南方農村月夜的美麗的圖景。還有一些詞則反映農村淳樸勤勞的風俗習慣，如《鷓鴣天戲題村舍》（“雞鴨成群晚未收”）。《清平樂》（“茅檐低小”）一首，則表現了詞人對農村和平寧靜生活的喜愛之情。
由此可見，在退隱的十八年中，他無由參與癡心向往的金戈鐵馬的抗戰生活，只能嘯傲于山水，寄情于詩酒，不時顯露出知足長樂的恬淡心情和及時行樂的消極思想。如“少日嘗聞，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常存。由來至樂，總屬閑人。”（《行香子》“少日嘗聞”）；“歸去來兮，行樂休遲，命由天，富貴何時”（《行香子》“歸去來兮”）；“總把平生入醉鄉，大都三萬六千場，今古悠悠多少事，莫思量”（《山花子》“總把平生入醉鄉”）等，便是明證。這些詞，充分展示了他對官場的厭惡和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很難看到所謂的“愁苦之音”。相反，歡樂和恬靜的氣氛彌漫全篇，而其《鷓鴣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正是這種思想的自然流露，通過對這首詞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一點。
總體看來，這首詞是按寫景、敘事、抒情的順序結構全篇的。上篇著重描寫了早春的農村景色：由村里寫到村頭，由村頭寫到村外。柔嫩的桑葉在春風的吹拂催動下，逐漸萌發、膨脹，冒出了嫩芽。鄰家的蠶種已經孵化出幼蠶了。經過兩場春雨的滋潤，原來還是光禿禿的野外的低平的山岡，已經綠草如茵。在牛欄里被悶了一個冬天的黃牛犢，在山岡上啃吃青草，撒著歡的叫著。作者也經不住這秀麗的早春景色的誘惑，走出了“茅檐低小”的鄉村院落，投身于大自然的懷抱之中，在大好的春光里徜徉。不知不覺，天已傍晚了。春天的傍晚，尚帶有一絲冷意。作者仰望西天，一輪斜日，掛在遠處略帶寒意的樹梢上，幾只尋找棲息之處的烏鴉，在空中盤旋，漸漸溶入了樹林。這句中的“點”字，極富神韻，將寒林、斜日、暮鴉的蕭瑟之氣象，一掃而盡，到象是描繪了一幅清淡的水墨畫。“點”字的一字之妙，可以和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中的：“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相媲美。
由以上分析可見，“斜日寒林點暮鴉”實在是作者在春光里流連了半日，準備回家時所看到的景物。由于詞的字數、句數的局限和詩歌的跳躍性的特點，作者不可能將半天的行程事無巨細的全部都寫出來。因此“斜日”一句與前幾句存在著一個明顯的時間差。這就要求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憑借自己的想象去彌補其中的空缺，而不應該將“斜日”一句從全詞中孤立出來加以曲解。
下片由寫景轉入敘事與抒情。遠遠近近的高山低岡，縱橫交錯的阡陌蹊徑，使作者流連往返。鄉村的景色是這樣秀美，作者從村里到村外一路欣賞，尚嫌不足，意猶未盡，仍有閑情逸致，故沿途信步瀏覽。若能酒后觀景，豈不興致更高？一個“有”字，透露出作者欣喜的心情。詩人在酒店里臨窗自斟自飲，舉首望見窗外點綴在溪頭的星星般的薺菜花在暮色中顯露出勃勃生機，不禁由衷感嘆：城中的桃李卻正愁著沒有春風的吹拂，沒有春雨的滋潤呢！
因此，這里的“風雨”，既不是“殘杏枝頭花幾許，啼紅正恨清明雨”（《蝶戀花》“欲減羅衣寒未去”晏幾道）的仲春時的“風雨”，也不是“花徑里，一番風雨，一番狼藉”（《滿江紅暮春》“家住江南”辛棄疾）的暮春時的風雨，而是“開殘桃李春方到，誰送東風早”（《虞美人》“開殘桃李春方到”張元干）的早春時的風雨。如果將它當成“洗芳林，夜來風雨”（《摸魚兒》“洗芳林，夜來風雨”王沂孫）的風雨，顯然是不妥的。因辛棄疾的詞中所出現的如嫩芽﹑細草﹑寒林﹑薺菜花等全是早春時的景物，因此這里的桃李，也應是早春時的桃李，而不是“落紅無數”時的桃李。而早春時的桃李，如果沒有春風的吹拂，沒有春雨的滋潤，的確是一件讓人發愁的事，城中的桃李，卻沒有享受春光的福分。真正的春天，不到紅塵緊陌的鬧市，而在溪邊開滿薺菜花的廣大農村。由此作者發出感慨：城里的春天，怎能和鄉村的春天相比呢？
我們在鑒賞這首詞的時候，如果將“城中桃李”等兩句從全文中單獨抽出，而將其注入政治內容，不僅會造成全詞的自然景物在時間上的不協調，也有違作者原意。
綜上所述，辛棄疾的這首《鷓鴣天代人賦》應是他心儀農村恬淡生活的真實寫照，而不是通常認為的具有愛國主義的政治內容。
作者郵箱： huang9710@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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