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中國的作家--文壇伯樂葉圣陶

發布時間:2016-1-26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北京娛樂信報

KK“樸實的服飾和沉默的風度”感染了朱自清

KK葉圣陶,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義,不僅可以在他的文學作品中讀到,更可以在他的為人處世的人生態度中讀出來。

KK1930年7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華園,寫了一篇題為《我所見的葉圣陶》的小散文,內中提及1921年秋第一次見到28歲的葉圣陶時的感受,為他那年紀并不老但“樸實的服飾和沉默的風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葉圣陶身上,見到很多看似尋常卻也崎嶇的景象,并認定,葉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歡論辯、極為和易而從無怒色,是一種智慧之舉;此外,提筆從容而文稿極清楚、生活隨意卻極有秩序、態度積極卻不怎么浪漫,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命狀態。

KK自然而然的質素,在葉圣陶身上表露無遺,那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呢?那是吾國先哲與文人最傾慕的狀態,道家如此,釋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為這種自然而然,使得葉圣陶先生“長生久視”,成為永遠的葉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來給人看的,或求人喜歡的;那是他平氣順心之個人產品,也正因為其稱物以德、心平氣順,眼前無非生機,正可中和養身、頤養天年。在隨處可能產生矛盾的生存狀態中,社會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視之,自然而然,其修養與心性,當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KK見性明心,葉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確可以如此來評價。這四個字,雖然主要來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實,它是滲透到中國傳統學問的各個方面的;而一個可以稱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無不是綜合了中國傳統的諸端學問的。倘若在人這一層面沒有實現見性明心,也不會出現葉圣陶其文。

KK有著審美經驗的讀者,會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

KK文如其人,從葉圣陶的小說里,可以讀出他不同時期心境的遷變。他的小說,更多的是遵循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觀察,冷靜地思考,在尋常的人生境遇中,攝取不同尋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體的生活題材,刻畫得出神入化。這樣的筆觸,類乎于繪畫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現,卻是依靠了寫生的最強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氣韻生動,雖似乎很少直接抒發自己的主觀見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籠其中。

KK現實的一切,是最有說服力的,也是最有戲劇性、矛盾性和藝術性的。作家所要描寫的,也正是這一切,誰能不著痕跡,誰能自然而然,誰就是大家手筆。有著審美經驗的讀者,會成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現在紙上的“客觀生活”中,讀出冷峭或熱情來。葉圣陶的小說,從通篇氣息到結構章法再到言辭造句,都是一樣的樸實凝練、純凈流暢,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強大的表現力。散文集《劍鞘》(1924年)、《腳步集》(1931年)、《未厭居習作》J1935年K、《西川集》J1945年K、《小記十篇》J1958年K等等,無不是這樣,那是需要在私下認真而細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顯光華的里面,來內包堅質的。

KK內在的精神與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結合起來,于是稱得上“文質彬彬”--這已不是單純的溫文爾雅,而是趨近于“為道日損”、“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狀態,此時,內心已洗滌掉所有的塵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實在,開始大放光明,這光明,是燭照一切、通透一切的。憑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狀物、記人、說理,在清淡樸實之中,蘊涵態度風格,總之自然而然,無須任何多余的雕飾。葉圣陶先生的文風,大抵從此角度審視,最為得利。

KK葉圣陶的沉重,源自于關愛人生的大慈悲心

KK也憑借乎此,能在客觀中見出主觀,在理性中見出感性,在現實中見出理想,這便是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的葉圣陶,能同時成為中國現代童話創作的拓荒者的緣由。《畫眉鳥》、《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鳥言獸語》和《火車頭的經歷》等等,是他的可以稱作“浪漫”的作品--我們來慢慢品味這些“浪漫”,會忽然發現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KK葉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內心的一種宏闊的境界,一種關愛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著自身的道德自覺、自律、自策,來完善自身的心性修養和行為規范,來承載一個文士所能承載的那一部分社會責任。這些無數的“一部分”,便構成整個社會歷史;社會的整個秩序與正常運轉,也依賴于此。儒家的“仁者愛人”與“忠恕”的思想觀,在葉圣陶的小說中表現為溫情與關愛,在他的生活中則為誠信與寬容,而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無勉強之感的。對于文章,他如此,對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無非如此。

KK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實在,是作為正常的社會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責任心。對于儒家的精髓,葉圣陶先生是深諳熟稔的,表現于更大的范圍和更大的力量,則是他的努力實踐于教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的這一綱領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個人類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體實施,則落在教育的肩上。葉圣陶先生身體力行,在“教”這一環節上付出了非凡的勞動,也煥發出異常的光輝。教育的關鍵,葉圣陶先生獨有會心,他認為其主要內容就是讓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社會習慣,把讀書、作文與做人,把語言、文字與思想,把知識、能力與習慣,統統結合起來,這一點,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復申述過。“習慣成自然”,習慣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KK他是一位至誠者,一位“擇善而固執之者”的君子

KK抓住這一點,葉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體而微,塌塌實實。他從如何編寫語文教材入手,針對教材標準、教材性質、教材功能、教材歸宿等環節,提出過許多精辟的見解和獨到的措施,而這些見解和措施,卻都以“實際”為鵠的,這,是無比的重要。

KK“誠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標,總要落到實處,之于道德修養與禮儀實踐的關系,葉圣陶先生獨有會心。表里如一、內外一如,此時的人,便可以實現能量和智慧的最大發揮,實現最大的生存價值,這時他個人的價值,已不僅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擴展到社會性、永久性。在做小說編輯期間,葉圣陶先生發現并扶植過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諸人,遂堪稱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壇伯樂”,其功厥偉。

KK偉大出于艱辛。大凡偉大卻看似尋常之背后,一定是蘊涵了非常之艱辛的。葉圣陶先生的看似尋常,其文、其人,卻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艱辛”的內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種個人的大犧牲在焉。朱熹評圣賢之志,有云“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這種“樂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觀與人生態度,卻因著其平常之極,便立即又與大多數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著的“平常”拉開了距離,顯得極不平常起來,所謂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KK不媚于俗、不累于心,樂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終能與天地萬物相往還,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境界。葉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與偉大、真實與理想之間,走了出來。他是一位至誠者,一位“擇善而固執之者”的君子,在人生與藝術的凈土上,他實現了精神的逍遙之游、永恒之旅。

KK

葉圣陶小傳:

KK(1894.10.28-1988.2.16)原名葉紹鈞,字秉臣,生于江蘇蘇州。

KK1907年考入草橋中學,畢業后在一個初等小學當教員。

KK1914年被排擠出學校,閑居期間作文言小說發表在《禮拜六》等雜志上。

KK1915年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尚公學校教國文,并為商務印書館編小學國文課本。

KK1917年應聘到吳縣第五高等小學任教。

KK1918年在《婦女雜志》第4卷2、3號上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譚》。

KK1919年參加了李大釗、魯迅支持的北京大學學生組織“新潮社”,并在《新潮》上發表小說和論文。1921年與鄭振鐸、茅盾等人組織發起“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的文學觀,并與朱自清、俞平伯等創辦了我國新文壇上第一個詩刊《詩》月刊,并在《小說月報》和《文學旬刊》上發表作品。曾與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閱讀與寫作》、《文心》、《文章講話》等。

KK192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隔膜》。

KK1923年出版的《稻草人》是我國第一部童話集。

KK1923-1930年,葉圣陶進入商務印書館,開始從事編輯出版工作。

KK1927年5月開始主編《小說月報》,同時繼續文學創作,發表了長篇小說《倪煥之》和大量短篇小說煼從橙嗣褳純嗌活和悲慘命運,出版了我國童話集《稻草人》以及小說集《隔膜》、《火災》等。

KK1930年,轉入開明書店。

KK1946年,葉圣陶回到上海后,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

KK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出版總署署長、教育部副部長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第六屆政協副主席和民進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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