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灝(儒學新教化)
從宏觀去看，中國歷史自十世紀至二十世紀以前一共只有過兩次
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紀的王安石變法；第二次就
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這兩次改革最后都失敗了。王安石改革的
失敗反映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缺乏自我轉化的能力。戊戌維新失敗不但
再度證明傳統體制缺乏這種能力，而且也把中國帶入一個空前的政治
與文化危機。今天我們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必須以這雙重危機
為視野去下手分析。
大約說來，戊戌維新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緒皇
帝以一連串的敕令推動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所謂的“百日維新”；
廣義是指1895-1898 年間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始於甲午戰敗之后康
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呼吁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維新后發生的宮廷政變
結束。我在這篇文章里所討論的是廣義的戊戌維新。
這個廣義的戊戌維新不是單純的政治改革運動，因為康梁集團從
開始就計劃循兩種途徑進行改革運動。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徑，
也就是說，希望透過向朝廷上書建言改變清廷的政治立場與態度然后
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來實行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徑，
也就是說，企圖針對社會菁英份子--士紳階層從事游說鼓動來爭取
改革的支持。由於這雙管齊下，維新運動得以凝聚《馬關條約》后中
國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憤慨與求變心理，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波瀾，在
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些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去探討其歷史意義∶
一、從政治史去看它代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開始解體，從而引進了一
個中國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機；二、從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戰爭
以后開啟了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時期。
一 戊戌維新運動與中國政治秩序危機的序幕
在說明為何戊戌維新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演變中有這樣的歷史意義
之前，必須先對傳統政治秩序的定義稍作交代。這個政治秩序是在北
宋開始出現而定型於明清兩代，它的核心是由傳統政治制度的兩個基
本結構所組成。一個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漢初期的“普世王權”
（ universal kingship ）；另一個是晚周戰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官僚
體制。但是要認識傳統政治秩序，我們不能只看政治制度 因為這政
治制度是受著兩種來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撐。一方面它受到傳統社會
結構的主干--士紳階層的支撐；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傳統文化體系的
核心--正統儒家思想的支撐。后者以綱常名教的觀念為主軸，對現
存的朝代政權不一定無條件地接受，但是對於政權后面的皇權制度則
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統儒家的政治社會價值自唐宋以來已經逐
漸滲透入佛教與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會價值上
已經儒家化或者“正常化”（normalization ）。因此儒家的綱常名
教觀念可以代表整個傳統文化體系的正統價值。總而言之，在明清兩
代，傳統政治秩序是皇權制度與傳統社會結構的主干以及傳統文化體
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組合。
這三元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重要的是∶
大致說來，在1895年以前，這沖擊并未撼動政治秩序三元組合結構，
只是導致官僚體系潰墮。這一觀念上的分別對我們了解近代政治變遷
極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應付外強侵略與內部動亂而作的
制度改變與調節是限於行政管理層面，并未觸及基本政治體制。不錯，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曾有督撫分權的現象出現，但所謂的督撫分權只
是清廷為了應付內亂后的變局的權宜之舉。在基本權力上，這些久任
的督撫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不能與清廷分庭抗禮。關於這一點，
劉廣京先生已有極肯要的說明。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失控與地
方分權的趨勢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國變成大一統的帝國以后每一
主要時期都曾出現過的現象。秦漢帝國晚期的州牧坐大與隋唐帝國晚
期的藩鎮跋扈都是極明顯的例子，而晚清這種趨勢的嚴重性是遠不能
與前二者相比的。那時督撫分權只代表行政結構松弛，而前二者則已
威脅到當時的中央皇權統治。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清朝中央政府與士紳階層之間的關系在太平
天國所開啟的內部動亂時并未受到影響。最有力的證據是當農民運動
在咸同年間威脅到清朝皇權統治的時候，當時的士紳階層在地方上響
應曾國藩保衛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號召招募團練支持清朝中央政府，
而清政府最后之能扭轉危局鎮壓農民運動，士紳階層的有力支持是一
個決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盡管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已有半世紀以上，正統
儒家思想仍然能夠維持其在傳統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當時所謂的西學
的影響大致局限於沿海的幾個大商埠，對於大多數的官吏士紳并無甚
么影響。1895年以前，中國的重要書院幾乎都沒有西學的蹤跡可為明
證。同時，考試制度仍然維持它在中國社會與教育上的壟斷地位，使
得當時大多的士紳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書的思想籠罩之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皇權制度不但仍然與社會
主干保持互相依存的關系，而且也依舊受到文化傳統的主導思想的維
護。也就是說，傳統政治秩序的三元組合在1895年以前并未有解紐現
象。
這種情況在1895年以后有著顯著的變化。首先，三元組合的傳統
秩序逐漸解紐普世王權隨之瓦解，接著新的共和政體頻頻流產，中國
終於陷入徹底的政治解體（political disintegration）。這一綿延
30年的政治危機的起始點就是甲午以后所發生的維新運動。
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維新而論，它代表改革運動已進入清廷權
力結構的核心。光緒皇帝在三個多月中所發動的大規模制度改革是以
康有為的〈日本明治變政考〉與〈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為藍圖，而
以富強所代表的現代化為目標。表面上這些改革仍然維持君主制度。
但觀乎康有為自1895年以來對光緒皇帝所作的一連串建言、頒布憲法、
建立議會，實現當時所謂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藍圖之中。易
言之 百日維新是隱然朝向君主立憲政體推動 而君主立憲所代表的
君主制度之有異於傳統的普世王權是很顯然的。因此，百日維新雖然
失敗，但它顯示傳統的皇權體制已在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時代不但中央皇權受到改革運動的震撼，皇權體制的社會與
文化支柱也因改革運動的影響而受到侵蝕。如所周知，晚清傳統社會
經濟結構并未有基本的變化，士紳階層在社會上的主干地位也并未動
搖。發生變化的是士紳階層與皇權體制之間的結合。上面指出，太平
天國運動是因清政府與地方士紳的合作而遭到撲滅。此后地方紳權曾
有著顯著的擴張，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團練、教育、社會福利、公
共工程乃至少數新興工商企業均由地方士紳接管，而同時他們與中央
皇權大體上仍然維持協調和諧的關系。但是1895年以后，這個協調和
諧關系已逐漸不能維持。主要原因是士紳階層--特別是上層士紳之
間出現了分裂。在戊戌時代，一小部分士紳開始質疑皇權體制并公開
向其挑戰，引起了士紳之間的思想對峙與政治斗爭，也間接動搖了中
央皇權在地方的社會基礎。
這種情形在戊戌時代的湖南最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吳大
鍶任巡撫以來，即進行自強運動式的改革，1895年陳寶箴接任巡撫，
加快這種局部緩進式改革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與士
紳協調合作之下進行的。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運動進入湖南，梁啟
超攜同一些康門弟子去長沙主持新成立的時務學堂，不但公開鼓吹西
方的民權學說，而且時有排滿的種族主義言論，對中國的君統以及清
室的中央皇權作正面的攻擊。他們甚至效法明治維新以前的藩鎮倒幕
運動 大膽主張湖南自立 擺脫清室中央的控制。從地方基層 徹底
推行改革新政，以為未來改造中國的基石。
同時梁又與湖南士紳譚嗣同、唐才常、皮鹿門等人創立南學會，
從思想上進行動員士紳階層，計劃發展紳權以為興民權的階梯。他們
動員地方士紳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在長沙以及
一些其他的州縣，前后成立的學會有十三個之多。而南學會在鼎盛時
期擁有了超過 1，200 名會員。因此，在1897與1898年之交，湖南的
改革運動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紳之間也有擴散開展的趨
勢。這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現象，因為湖南官紳在十九世紀幾個重要
的歷史發展，都是以保守的立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國運動時，
湖南官紳以維護名教的立場率先組織起來，變成鎮壓這個運動的主力。
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間 他們也變成抵抗傳教士深入內地散播基
督教思想的中堅，如今在戊戌時代，激化的改革運動居然能在湖南士
紳間引起相當的回響，可見當時思想變化之劇。但這回響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舊與緩進的士紳的反擊，形成空前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斗爭。
這些反對改革激化的士紳，一如他們前此反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基督教
傳教士，是站在捍衛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立場，不但號召湖南紳民起
來抗拒思想上的異端邪說，而且呼吁中央與地方政府予以鎮壓。在他
們強大的壓力之下，改革運動很快地收場。
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雖然為時很短，但其意義卻極為重大。首先，
它代表傳統皇權體制的社會基礎開始出現嚴重裂痕。這社會裂痕在戊
戌時代雖然范圍不廣，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啟端，在轉型時代逐漸擴大，
終於演成傳統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全面解體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因。
再者，湖南改革運動也代表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與政治斗爭的
開始。由於當時反對康梁思想的士紳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
其他地區--廣泛地呼吁與游說紳，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時以張
之洞為中心的一些官紳，在思想上組織起來，對康梁的改革運動進行
思想圍斷。1898年春，張之洞發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中體西
用”之說。表面上，他是為自強運動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總結與辯護，
而實際上，他是認為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已因康梁的改革運動而
受到威脅，他必須出來重新肯定這義理基礎。因此，張之洞在當時的
立場與十九世紀中葉曾國藩的立場頗有相似之處。曾在太平天國運動
威脅清廷存在之時，出面呼吁全國士紳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同樣地，
張之洞之印行《勸學篇》也是為捍衛綱常名教而戰。所不同的是1895
年以后的思想與政治環境已非40年前曾國藩所面對的。曾當年所面對
的士紳階層的內部并未存有嚴重裂痕，因此士紳階層可以很快地響應
曾國藩的呼吁而與政府通力合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張所面臨的
則是一個已經開始分裂的官紳菁英階層。因此《勸學篇》出版以后，
一方面固然受到許多官紳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維新運動
的人士出面反擊，例如何啟、胡禮恒就曾在香港著文駁斥張氏的《勸
學篇》。可以說 一個環繞康梁菁英集團與以張之洞為首的官紳集團，
以湖南維新為導火線，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這個對峙與1895
年以前因自強運動而展開的思想論戰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內部有
關洋務政策的辯論，而前者則是攸關傳統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的論爭，
也是中國現代意識形態斗爭的序幕。
戊戌時代，官紳統治階層內部出現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僅導致傳統
皇權體制的社會基礎動搖，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礎也受到嚴重的侵蝕。
一方面是西學在1895年以后大量的輸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學與諸子學
的復蘇；另一方面，儒家內部的學說之爭，特別是康有為的今文學與
古文學之爭，已把儒家義理的基本性格與政治取向弄得曖昧不明、啟
人疑竇。儒家正統思想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以前那
樣予皇權體制以有力的支持。這些發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因為它
們是甲午以后所發生的思想文化鉅變的一部分。因此，在認識傳統政
治秩序解紐的同時我們必須對甲午以后改革運動如何開啟思想文化的
新時代--轉型時代作一簡要的鳥瞰。
二 戊戌維新運動與思想轉型時代的序幕
所謂轉型的時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
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后的關鍵時代。無論是思想
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鉅變。就這些思想鉅
變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轉型時代的起始點。
首先就新的傳播媒介而言，維新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劃時代的里程
碑。在甲午年以前 中國已有近代報刊出現，但數量極少。據統計，
1895年以前全國報刊只有15家 而大多都是外籍傳教士或商人買辦的。
但戊戌時代三年之間，據初步統計，數量躍至64家。同時，這些報刊
的編者多半出身士紳背景，形成一種新的菁英報刊影響也較前激增。
轉型時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新式學校的最初出現
也是由於維新運動的刺激。在此以前，書院制度雖在晚清有復蘇的趨
勢，但是學習課程仍以傳統科目為主，西學幾乎完全不見蹤影。維新
運動期間，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廢科舉，立學校”為綱領的教
育改革，而且直接間接地推動新式學堂的建立，開1900年以后新式學
校大規模設立的先河。
同時，對現代新思想傳布極有貢獻的學會的出現也是以戊戌維新
為分水嶺。在此以前，這種知識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至少在有清一
代幾乎是絕跡，但維新運動期間，據大約的統計，學會的出現就有76
個之多，是為轉型時代自由結社大量涌現的開端。
轉型時代的思想鉅變，不僅有賴於報刊、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
傳播媒介，同時也與新社群媒介--現代知識份子有很深的關系。中
國現代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從士紳階級分化出來，而這分化是始於維新
時代。康梁以及他們的同路人雖然大多數出身科舉，但他們的社會角
色與影響，已經不是依附科舉制度與官僚體制，而是憑藉上述的制度
媒介。再者，他們多已離開自己的鄉土社會，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大
都市。同時，他們與現存政治秩序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抵觸大於相互依
存。此外，他們在思想上與心理上已因外來文化的滲透與壓力而開始
徘徊掙扎於兩種文化之間。因此，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多少帶有一些曖
昧性、游移性與矛盾性。這些特征都是使他們不同於士紳階層而接近
現代知識份子的地方。
由於這些社會媒體與制度媒介的涌現，西方文化在轉型時代有著
空前的擴散，在其直接與間接影響之下，那時代的思想內容也有著深
鉅的變化。這變化大約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國文化出現了自中古佛
教傳入以后所未有的取向危機；另一方面，一個新的思想論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時期內逐漸浮現。而這兩方面的變化都是始於甲
午以后所展開的維新運動。
（一）維新運動與文化取向危機的啟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紀中
葉進入中國以來，就不斷地給中國文化傳統帶來震蕩與侵蝕。不過在
1895年以前，這震蕩與侵蝕大約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用晚清盛行的
中體西用的說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層次。但是1895年以后，主要
由於維新運動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蕩與侵蝕逐漸深入到體的層次，
也即進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機。
這種取向危機首先是指道德價值取向的動搖。大約而言，傳統儒
家的道德價值可分兩面∶以禮為基礎的規范倫理與以仁為基礎的德性
倫理。由甲午至戊戌，雖然德性倫理尚未受到直接的沖擊，規范倫理
則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戰。規范倫理是以三綱之說為核心。那個時代的
思想領袖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都對這三綱說--特
別是對其君統部分--作直接或間接批判。前面提到，這些批判以湖
南改革運動的激化為導火線，演成中國現代基本意識型態的論爭的開
始。這場論爭綿延到五四爆發為激進的反傳統主義，也就是傳統儒家
的規范倫理由動搖而全面思想破產。
戊戌時代，文化認同的問題也在中國教育階層間變成一個普遍的
困擾。在此以前，由於西方文化的沖擊大體上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
文化的核心思想并未受到嚴重的震撼，知識階層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
個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與認同。但1895年以后，如上所指，一些傳統
的基本價值規范已開始動搖，而就在同時，中國進入一個以西方政治
與文化霸權為主的世界，中國人廁身其間，文化的自信與自尊難免大
受損傷。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個認知與情
緒雙方面的需要。文化認同問題因此變得較前尖銳而敏感。當時康門
第子梁啟超與徐勤以及譚嗣同重估傳統夷夏之辨的問題就是很好的例
證。一方面他們坦白承認在這場辨認中，中國是否能夠在文化上免於
夷狄的地位已很成問題。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文化霸權與侵略 他們
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國與保種之外，他們也
要強調保教的需要性。重估夷夏之辨與保教運動同時進行，充分顯示
那時代的知識份子在徘徊掙扎於兩個文化之間所感到的困境。
轉型時代，不但傳統儒家的基本價值受到挑戰，同時它的宇宙觀
也受到嚴重的侵蝕。這宇宙觀的骨干--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由一些基
本建構范疇構成，如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及理氣等。轉型時代，
隨著西方文化--特別是科學自然主義的流入與散布，這些范疇逐漸
受到侵蝕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紳宋育仁已經看到這侵蝕所造成的文
化危機。他在《 風錄》中曾經指出西學與西教如何對於傳統的建構
范疇發生破壞作用，而這破壞也勢必動搖儒家的基本宇宙觀與價值觀。
宋氏所指出的這種影響一旦發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義架構
也勢必隨之動搖，因為這架構是由傳統的宇宙觀與價值觀綰合而成。
隨著這一發展，中國人開始面臨一些前此很難產生的生命與宇宙的基
本意義問題。由之而形成的困惑與焦慮就是我所謂的精神取向危機。
因此，精神取向危機也是戊戌時代開始的。當時知識份子思盛行
研究大乘佛學便是一個很好例證。這一發展反映儒家思想在當時已不
能完全滿足一些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需要。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
等人的詩文都透露他們在追求佛學時所作的精神掙扎。
就戊戌時代或者整個轉型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 他們在精神取向
方面所作的掙扎與他們在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認同取向方面所展現的焦
慮與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只有把這三方作綜合的分析，才能看到
當時文化取向危機的全貌。
（二）戊戌維新與新的思想論域∶根據上面的分析，轉型時代，
中國進入空前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面對這雙重危機，當
時知識階層的思想回應自然是極為紛繁。在這些紛繁的思想演變中，
逐漸浮現一個共同的論域-iscourse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時
代已經隱約可見。
首先是一種受傳統與西學兩方面影響的世界觀。就傳統的影響而
言，它主要是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不但展現高度的積極入世精神，
而且有一強烈的政治傾向。就西方思想的影響而言，它主要來自西方
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紀以來所含有的極端的人本意識（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與歷史演進觀念。這中西兩種影響化合為一種世界觀，我們稱之為歷
史的理想主義。這份世界觀在當時常常凝聚為一個有著三段結構的時
代感∶一方面是對現狀有著強烈不滿的疏離感；另一方面是對未來有
著非常樂觀的前瞻意識。而連接二者的是對由現狀通向未來的途徑的
強烈關懷。這種時代感在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的思想里與幾份主要報
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隨著這份歷史理想主義的世界觀而來的幾個觀念對轉型時代也有
重要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群體意識。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為在
戊戌時代提出的一個觀念∶治天下以群為體，以變為用。從那個時代
開始，相對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時間，這個觀念的內容可以有不同。
“群”可以指國家，或民族，或種族，或階級，或理想的大同社會：
“變”可以指歷史演進觀，也可以代表傳統儒家視宇宙為一生生不已
的過程。但這整個觀念所表現的一種思想模式與關懷則是貫串整個轉
型時代乃至整個現代思想的一個基本線索。
其次是新的個人自覺觀念，后者是從傳統儒家思想承襲了人為萬
物之靈的“人極意識”，而拋棄了傳統人極意識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觀
念，同時它也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
所謂“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近代文明所展現的戡世精神，認為人已
取代神為宇宙萬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無限，人力無邊，人定勝天，
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宇宙。總之 這種“浮普精神”很容易與中國
傳統的人本主義湊泊，化為現代思想中的人極意識。而它的最初出現
就是在戊戌時代。當時譚嗣同與梁啟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與戡
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這份現代的人極意識，而形成個人自
覺的核心思想。
除了群體意識與個人自覺意識之外，尚有一個也是隨著歷史的理
想主義世界觀而出現的思想趨勢∶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時代感。后
者一方面投射強烈的前瞻意識；另一方面反映對現實的疏離與不滿，
使得這份時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現實走向未來這個途徑問題上。
轉型時代發生的改革與革命論爭，就是以這途徑問題為出發點。隨著
革命的聲浪日高與革命的觀念逐漸深化與擴大，一種激化的現象於焉
出現。
這激化的趨勢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時代。上文曾論及湖南改革運動
中出現的激化現象，根據當時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報導，梁啟超
與其他康門子弟如葉覺邁、歐 甲、韓文舉等在赴湖南參加改革新政
前，曾協議準備走激進路線，甚至考慮探取革命立場。同時值得注意
的是∶譚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運動以前所寫成的《仁學》，不但有
排滿反清的主張，而且是以沖決網羅這個觀念為基調。這基調極富感
性涵意，而此涵意與日后激化趨勢中的革命觀念極為合拍。因此我們
可以說譚的思想中有強烈的革命傾向也不為過。無怪乎轉型時代革命
派的一些激進份子如鄒容、陳天華、吳樾乃至五四時代的李大釗都奉
譚嗣同為典范人格。這些都顯示∶戊戌時代的改革運動已隱含一些激
化的趨勢。
上面我大約地說明了戊戌時代開始出現的歷史理想主義以及隨之
而來的群體意識、個人自覺與激化趨勢。以這些觀念思想趨勢為基礎，
在當時展開了一個新的思想論域。這當然不是那時代唯一的思想論域，
但卻是當時影響日增而且對后來二十世紀思潮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的
論域。
總之，不論就這新的思想論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機，或者思想的
制度媒介與社群媒介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
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開端，同時如第一節所分析，它也是近現代政治史
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它所開啟的政治秩序危
機與文化取向危機仍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雙重危機。從這個角度去看，
百年前維新運動距離我們似乎很遙遠，但卻又不是那樣遙遠。就現代
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困境而言，中國仍未完全脫離戊戌維新所引進的危
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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